刘大善人讲病：肾炎心脏病高血压这些病不吃药怎么好的？ 

二十五岁的时候，已经生命垂危，卧床不起。

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，有了病还治不起，只能活活等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同村的一位老人送给我一本书——王凤仪先生的《笃行录》。
我看完《笃行录》，用王善人(王凤仪先生，众称王善人)的行为对照自己，发现自己差得太远了，做得太不够了。

王善人事事都会照顾兄弟，让着兄弟，可我呢，正好相反。兄弟姐妹七人当中，唯我独尊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说怎样就怎样。我不但没有照顾我的兄弟姐妹，我还欺负他们、管制他们。

我不但管妹妹，连哥哥都管。父母的话我也不听，所以当时我头上就像箍着紧箍咒似的，疼得厉害。为什么头痛？
因为犯上。父母长辈是上，老师也是上，领导更是上了。我不服老人，不服老师，还不服领导。因为我们家庭有社会历史问题，成分不好，所以总觉得领导在压制我，但实际并非如此。领导只是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，是执行天命的，所以违背法令，就是违背天意。他执行错了是他个人的问题，国家法令没有错，国家政策没有错，我们必须服从。
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默默地对天忏悔。王善人说“天理是循环的”，你信着天了，天也能信着你。

你信不着天，天也不会信着你。
我这病是怎么好的？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对，于是我默默地忏悔，想到以前对不起老人，对不起兄弟姐妹。尤其当想到父母的时候，心里更不是滋味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王善人说：诚则明。当忏悔达到真诚的时候，顿时就觉得良心翻了过来。这时腹内搅动，翻江倒海，一股劲儿往上涌，哇哇地就往外吐。

吐出的是苦辣酸甜咸，五味俱全。就这样，每晚吃完饭往炕上一躺就开始吐，吐到半夜十一点方止。连着吐了七个半宿，把我十二年的病全吐出去了。
当然，病是开始好了，但我的脾气并没有完全改掉，俗话说“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”，我时常还会动性生气，一动性身体又不好了。
由于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，于是赶紧忏悔，身体很快就又能恢复。后来时间长了，经过反反复复的磨炼，不但病真正好了，性情也有了很大的转变。

(二)立志与实行
我一看，这种方法太好了，不用吃药、不用打针、不用花钱，就能治好病。我一个人得到了，我还希望大家都能得到。那时候我就暗暗立下誓愿：我只要活在这个世上，就一定把这种道理和方法讲给后人，不让它失传！立定铁志，雷打不动，千磨不改，万磨不退，死而无怨。
我为什么要立下这个志愿？因为我要让那些得了病而治不好的人把病治好，让没钱治病的人不生病。病不是全都得药治，有的病药也治不好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很多病都是我们心性不好造成的，灵丹妙药难治心性之病。自身有病自心知，心病还得心药医，我就是用心药医好了自己身体上的病。
俗话说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但光有志还不够，还得去实行。怎么实行呢？就是要在内心世界改变自己的人生观，不是口头说，而要默默去做。

在做的过程中，随着内心的转变，随着行持的不断深入，我慢慢地发现自己的人生起了变化。
因为我亏的道很多，最亏的是孝道和悌道，所以就从这两步道做起。先从孝道开始，在老人跟前尽孝。尽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得有很大的付出，你得养老人的身，顺老人的心，敬老人的性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得让老人省心。怎么省心呢？儿女的身是父母的心，做儿女的若是身体不好，能让老人省心吗？

还有悌道，我上有一个哥哥，下有五个妹妹，以前他们都得听我的，不听我的不行。我们手足之间很不和睦，让老人操心，甚至落泪。看了王善人的书，感觉自己差得太远，常常偷偷地流泪，感觉自己对不起哥哥和五个妹妹，更对不起父母。
我以前总爱惹父母生气，所以才会头有病，我就先从清理头部开始。把跟父母那儿生的气清理完后，接着就清理社会上的。那时还是生产队时代，我对有些领导不满意，甚至心中怨恨他们。清理完社会这面的，我又看自己对周围的长辈有没有忤逆违抗的地方。各个方面都得清理，一处清理不到，你的病都不会好彻底，正像毛主席说的：“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”所以，犄角旮旯都得清理到。
当时大家只知道我的病好了，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是用什么药治好的。那时正是文革时期，什么事都不能随便讲，讲了就是牛鬼蛇神。所以，我啥都不说，只是默默去行。王善人不是讲过吗：“没人做的事情你去做，别人不要的东西你捡起来，别人不能受的你能受，别人不能忍的你能忍。”我也照着这四个方向去实行。
王善人只讲付出，不讲回报，我也这样做。

做活的时候，我就专挑重的干。那时候，我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没恢复好我也照挑重的干。
别人不愿意做的活，我去做。别人不能受的气，我去受。受了受了，担几句言语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还是咱自己没做好。
后来我身体强壮了，有能力了，在生产队里更是多干活，少挣钱。我不讲条件，不讲价钱，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别人嫌脏嫌累的，我就主动去做。因为我看到《笃行录》里有这样一段：那个打头的(长工头)一年挣140吊，王善人一年挣70吊。打头的说王善人亏了，善人说自己没亏。

因为天理是循环的，天理是公道的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任劳任怨地做，给不给工分，给不给钱，我都无所谓。
那时候，干一天活才挣几毛钱，而出差一天就有一块二毛钱。领导派我做的事，明明让我一天完成，可是我抓紧时间，—上午就完成了。如果我上午回来，出差费就不要了，而且下午还继续干活。等晚上记工的时候，我只记一天的工。大队领导对我说：“交代你的事情你半天就干完了，下午又赶回来干活，我给你记一天半的工。”我说：“那不行，你不能给我记一天半，必须记一天。”他说：“那不亏你了?”我说：“不亏。”我为什么要这样呢?因为王善人说过，多干活，少挣钱，那叫培德。

我要是没干那些活，却挣了那些钱，不就拉账、拉亏空了吗?王善人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!
这样时间长了，领导和群众都对我产生了很好的看法，我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有地位了。不过我不承认我有地位，因为高处有险，低处有道，高处糟糕，我不敢高。

大队领导要我干什么，我都给他干。但是要我担当职务，我却不干。其实，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众人就是天。天有多高，谁也看不见，谁也摸不着。可是如果众人说你好，天也就说你好了。